北京人与上海人

易中天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了。他们的生活是世俗、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的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蹿来蹿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30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呢?能怀的又是什么呢?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四之一)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便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了。“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吗?”“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了。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丁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劭。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方式不同罢了。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四之二)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曹刿，虽无官衔爵位，却有贵族精神；而那个在俘虏营里“乐不思蜀”的刘禅，虽然是凤子龙孙，却与贵族精神无缘。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丫挺”“傻B”之类的“市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我在下面还要讲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 痞，也痞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深厚，总不敢望 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一方面，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传统当然是宝贵的，田园诗也很美，但不要忘记它们和“封建社会”总是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北京现在也少有田园诗般的情调，北京的学术界现在也相当浮躁。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 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 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了。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 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四之三) 　　

与北京人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了。”有没有用呢？全靠自觉了。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规则。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已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此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了。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物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了。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呢？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士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怕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了。可上海偏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了。 (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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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8000km
拉薩：2880km
虹橋：19km
吉隆坡：3750km
桂林：1260km
龙华：12km
北京：1400km
天堂：？

寶慶路三號

知道外灘三號，卻鮮有新上海人知道寶慶路三號。

一场持续两年的房产纠纷案的尘埃落定，在上海引起了绵延数月而不绝的反应：业内人士哗然，媒体相继报导——上海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上海地产集团合法购得拥有80多年历史、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洋房——宝庆路3号。
由于成交价7300万元近乎市场价的50%，价格之低令人匪夷所思，于是质疑交易内幕成了舆论的第一焦点。
在无法触及真相只能不了了之后，人们开始从故纸堆里翻找宝庆路3号的前世：上海“染料大王”周宗良的私人宅邸。如此众人才明白，为何在上海的钻石地段盘踞着如此嚣张的花园别墅，占地面积竟然接近5000平方米。这一切，只因其主人的财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抽丝拨茧地寻回历史后，自然好奇周氏后人的现状。叩开宝庆路3号那扇宽厚的黑漆木门，萧条的院落里只有周宗良的外孙徐元章主持大局，另外两个主人：徐的姨夫和表兄则始终避于见人。
徐元章的母亲周韵琴(又名淑芬)是周家四小姐，1957年周宗良病逝于香港，周韵琴赴港奔丧，从此一去不回。徐父徐兴业所著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无奈得奖前一年已然病逝。
若非房产纠纷引来注目，外人绝无可能知晓，这座看似寂寥的陈旧宅邸里，竟然隐藏着一个秘密：每逢周末，一群老克勒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宝庆路3号的巨型客厅里举行舞会，用老克勒的话说：“这叫home patry，四十多年前，我们每周都举办。”
“老克勒”，一个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词，具有多种释义，但老克勒们更偏向于一种解释：class的谐音，表示上流阶层，象征着品位与格调。正宗的老克勒经历过殖民地时期的上海，即西方文化充斥上海滩的摩登年代，谁能想象那时巴黎最新款的服装不是送去纽约，而是运来上海？
而彼时正值青少年乃至孩童的老克勒，因家世显赫或至少殷实，成了西方流行文化的拥趸。在那时培养出的生活习惯和喜好保留至今：刻意修饰装扮，恪守绅士淑女言行，精通吃喝玩乐。这些明显异于同龄人的洋派言行，致使他们成了一个只存在于上海的特殊群体。
在宝庆路3号看着这群老克勒翩翩起舞，昏黄的老房子里流淌着六七十年前的西方流行乐，以至于光影开始错乱，时间竟能倒流：这里每个人，都有一段特殊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经历，汇聚他们的故事，竟然呈现出一幅以上海为背景的别样历史画卷，像是一堆活化石集体朗诵着历史。
摩登时代
摩登年代的上海，豪门世家里有“土财主”，也有“洋务派”，“染料大王”周宗良属于典型的后者。这个出生于牧师家庭的宁波人，从小就读宁波耶稣教
会创办的斐迪中学，学得一口流利英语。
1905年，30岁的周宗良来到上海，担任经营染料的德商谦信洋行“跑街”，5年后升任洋行买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经商的德国人纷纷回国，当时谦信洋行已是在华最大的德国洋行，不仅在沪置有大量房产，而且栈存的染料也数量巨大。因为德国公司的财产当时被视为“敌产”，该行老板深恐大战中受损失，就将谦信在沪的不动产的户名全部改为周宗良，托其隐匿保管。而谦信所有染料也全部折价卖给周宗良。
战争导致了亚欧之间运输断绝，不久之后，进口染料由于货源断绝一下子成了紧俏商品，而周宗良手里掌握了谦信洋行全部仓储，因而一跃成为染料业巨子。
战争结束后，周宗良将所有不动产及巨款悉数归还德商，他以诚实赢得了德国人的信任，不久就成为德国法本集团(二战时是希特勒的主要支持伙伴)在中国的总买办。
时至1929年，周宗良的资产已十分可观，仅外汇储蓄就有330万美元。到了40年代，更达400万美元。而当时上海滩头号人物杜月笙的外汇储蓄也只有十几万美元。
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商手里买下宝庆路3号，并在原建筑基础上扩建，形成了客厅、主人楼、客人楼、佣人楼和厨楼分别独立的形式。而这种建筑概念在七十多年后被上海畲山2.5亿元的顶级别墅又拿来当作卖点。
因为从小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周宗良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厨房装有煤气，瓷砖一直贴到天花板。欧式的餐厅有柚木餐台、酒吧台和彩色玻璃，边上放着硕大的皮沙发。佣人们伺候主人进餐时负有不同职责，有人可以进入，有人只能从特别的窗口将饭菜传递进去。
至于家居摆设，则更为西式。会客厅的家具、灯饰均从法国购入，风格仿造中世纪贵族。周宗良居住的主楼进门有衣帽间，绿色吊灯搭配黑色挂衣橱。楼上的家具都是米色的达芬奇家具，后来“文革”中抄家时统统被搬走了。
如今宝庆路3号的那扇黑色大门在当年是二道门，边上有两个守卫，“都是白俄伯爵呢。”徐元章听年长的亲戚说，当时的上海人瞧不起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太土。
那时的上海，充斥着欧美流行文化。上流阶层消费着顶尖的奢侈品，年轻的精英阶层追逐时尚风潮。
徐元章舞会上的常客、人称“嗲妹妹”的赵曼芙，其父赵增涛师从上海近代建筑业创始人杨斯盛，并继承其衣钵成为当年上海滩上口碑最好的建筑商。“解放前我还是个小孩子，那时我穿的衣服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完全仿造秀兰·邓波儿的风格。”
男人们购物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这段路上有两家最具特色的男士包装店“兴泰”和“裕泰”。兴泰出售的商品均从国外进口，都是当时在上海流行的国际品牌，如Burberry的风衣和Jauger的羊毛衣物。裕泰的特色在于烟具，店里最贵的烟斗Bestmade，每只卖到五十美元，当时等于一两黄金的价格，即使这样贵，也不必发愁没有客人。
而男士定做西装要跑去如今的南京东路。那里有欧洲人经营的西服店，衣料都是从英国进口，一两黄金只能订做两套西服。
“年纪大的模仿英国绅士，年轻人就学好莱坞明星。”徐元章舞会上的另一位常客，八十岁的朱廷嘉，其父做印刷业发家，拥有大光明所属的亚洲影院公司旗下多家戏院的股份。“好多人模仿《魂断蓝桥》里罗伯特·泰勒，留八字胡，我也留了，还弄了个菲律宾Style的发型，后面留长，两边隆起，像个鸭屁股。”
而被上海年轻女性模仿频率最高的好莱坞女星是费雯丽，女孩们学着她在《乱世佳人》里的装束，勒紧小蛮腰，突出胸部。
徐元章出生于1945年，来不及感受彼时上海摩登气息的他，只能根据周遭年长朋友的描述，还原那个年代里年轻人的生活面貌。
在圣约翰大学和圣玛丽女校学习西方礼仪和文化，在棒球场和网球场上挥汗如雨，在仙乐斯和百乐门里大秀国标和踢踏舞，在美琪和大光明里欣赏与欧美同步放映的外语片。
因为外语片的兴盛，大光明影院甚至在1939年推出美国厂商为其专制的“译意风”耳机，观众另付一角钱可以戴上它，由专人讲解剧情对白，当时有记者将这玩意比喻成“像是带了一位到美国去镀过金的伴侣”。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德国人在华企业统统没收和关闭。周宗良长达35年的买办生涯到此结束，尽管还有其它产业，但是失去了“染料大王”的头衔，周家从此由盛转衰。之后发生了上海市长吴国桢“请财神”的事情，发了战争财的上海滩各工商巨子包括周宗良等纷纷破财“为市政建设捐款”。
眼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周宗良在1948年收缩资金，带着三个年龄最小的儿子经由广州去往香港，从此再未回到上海和宝庆路3号。
惊弓之鸟
徐元章是在1951年随其父亲一同搬入宝庆路3号。曾经的上流阶层一夕间变成了普罗大众，甚至于在某种意识形态下会自觉矮人一等。
“那时候精神压抑得很，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赵曼芙和其它大富之家的子女一样，虽然基本维持原来的生活标准，但在外却表现得极为收敛。“那时我们在中西女校读书，都是富家女，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敢穿白袜和黑布鞋，简单的白衬衣配长裙。”赵曼芙只在家里，才会穿上亲友从香港寄来的牛仔裤，满屋子转悠。
“我可不管，照样穿着‘老人头’皮鞋和料子裤出门，就是常在路上被人指指点点。”朱廷嘉在抗战期间，随家人跑去香港避难，解放后又跑回上海，“那时香港真土，我恨不得飞回来。”
根据徐元章的描述，其三舅周孝存似乎在那些年里并不收敛。周宗良离开上海后，周孝存成了周家在内地产业的负责人。他在1954 年一口气买了6辆车，耗费4万美元游玩欧洲。
周孝存在上海大肆挥霍的同时，周宗良却在香港病入膏肓。由于当时香港市面不景气，年事已高的周宗良无力打理产业，只得托付于两个助手。1957 年，周宗良病逝，留下遗嘱：内地财产分配比例为妻子孙家仪25%，6个儿子共占50%平均分配，7个女儿共占25%平均分配。
周宗良在国内财产多为不动产，加之周氏家族人丁众多，致使继承关系更为复杂，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房产纠纷的缘起：拍卖宝庆路3号，以便周氏后人用现金方式分割这座不动产。
徐母周韵琴于1957年赴港奔丧。处理完香港事务，国内却开始变得不平静，各种运动接连不断，周韵琴无法回到上海，提出希望一家人能在海外团聚，但当时身为教育局里唯一一位非党员的徐兴业知道，此时申请出国比登天还难。
徐元章从此再未见过母亲，但是作风洋派的母亲留给他的影响确是根深蒂固的。周韵琴赴港那年，徐元章开始学画，与母亲师从同人。周韵琴临走前的一个随意安排，竟然成了徐元章毕生的事业，如今徐元章的水彩画以上海各处的老洋房为摹本，加上他的想象，再现摩登年代里这些建筑中弥漫的class气息。
在徐元章的家庭舞会里，有一位名叫周麒的八旬老人，出现频率极高，却从来不跳舞。周麒为人低调，寡言静坐角落，若非边上的老克勒透露其母结婚时的女傧相是宋美龄，还真不知道周麒竟来自于当时上海滩上真正的世家。
周麒的外祖母曾纪芬是曾国藩的女儿，外祖父聂缉规曾出任上海道台，并一度成为上海纺织界的泰斗。后周麒三舅聂云台经营的恒丰纱厂一度成为上海民族纺织业的中流砥柱。
解放后，聂家在经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等运动后，逐渐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巨变的家族。
最让周麒为难的，是聂家根深蒂固的“洋务”传统，遇上了50年代那种视西方的一切均为洪水猛兽的社会格调，该如何在矛盾中自处？周麒的表哥们早早地丢弃了家中老照片、旧帐本、信札、纪念物，或是把家当送人，上缴大屋。
而周麒却依旧坚持着他在摩登年代里形成的喜好——打桥牌。也因此，改革开放后，周麒所著的关于桥牌规则的文章在国际桥联作家协会征文比赛中拔得头筹，《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他的文章，并且评论说：“1991年美国桥牌最大的进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国！”
“我不喜欢跳舞，不过我喜欢来宝庆路3号，这里的人有共同语言。”周麒看着比他年轻的老克勒陶醉地舞着，忍不住用纯正的美声唱法哼出了舞曲的歌词。
在最压抑的年代，这些老克勒仍然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他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他们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垂地窗帘，偷偷地将音乐声放至最小，拉着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邻居告发，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拉他们“下水”。
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的童年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
“文革”中的小情趣
该来的总会来的。如果说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等运动中，这些世家子女还感觉不到他们可能为家族付出的血泪代价——这些代价通过曲折的链条进入到他们的血液中去——的话，那么当“文革”开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就彻底地改变了。他们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变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巨变的家族。
一批又一批的人赶来。他们翻箱倒柜，挖墙脚，撬地板，拆楼梯，连小孩子手里的布玩具，也要用针扎一扎，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子。
1966年10月26日的深夜，一群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把蒋叔从睡梦中揪醒，他立即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其父亲不但经营着一家纸号，还投资了几家外国的商行。)，那天，蒋叔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然后就没有回来过。整整18年，他没有回到原来的家，即使路过，他也是绕着走，怕看到老房子伤心。
相同的命运，发生在徐元章身上。一天，徐家的门被人冲破，一个自称上海华侨学会的组织强行征用了这栋老洋房。二十来岁的徐元章就这样被扫地出了门。
即便如此，在最压抑的年代，这些老克勒仍然保持着对西方文化的热爱。他们说话慢条斯理，一块小毛巾也要洗半天，连拿毛巾也不用手而用一根棒；他们有许多抹布，但是他们决不会混用；他们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他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他们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垂地窗帘，偷偷地将音乐声放至最小，拉着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邻居告发，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拉他们“下水”。
徐元章用粗糙的设备翻录了一盒磁带，其中既有莫扎特、肖邦的音乐，也有西方爵士经典歌曲。随后他将这盒磁带不断翻录，四处送人，上海的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当时也获赠了那盒磁带：“翻录次数多了，音质极差，但他见朋友就送，真是疯狂啊。”
臧增嘉——其祖父臧伯庸是同盟会志士，早年与孙中山、章太炎等并肩从事革命活动，其祖母，臧伯庸的妻子，是大世界创始人、上海巨商黄楚九之女——有一天在旧货店中看到一部售价16元的8毫米放映机，两眼放光，二话没说就到医院献血去了。买机器用的正是献血的营养费。
朱廷嘉的姐姐，解放前是洋行职员，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南京西路和石门一路交叉口的绿屋买首饰。“一个月的薪酬，大概能买到一粒米粒大小的钻石。”文革来后，心慌不已的姐姐偷偷地将多年收集来的钻石藏在了丝袜中，缝在棉被里。一双长统丝袜里装满了钻石，但最后还是被抄走。跪在人群中被批斗的姐姐，眼神哀伤，像是被人夺了魂。
站在旁边的朱廷嘉自然明白这种感受。此前，他收藏的鞋也被抄查出不少，统统当着他的面“腰斩”，场面相当惨烈。每抄出一双，他就要付出一次狠批的代价。即便如此，他仍然执迷不悟，偷偷地藏起了舞鞋。他怎么能没有舞鞋呢？他从8岁起就几乎天天跳舞。“你知道么？舞鞋前面的底，一定要薄，跳踢踏舞的鞋，前面还要钉一块厚厚的铁皮。”
同样，赵曼芙也无法戒掉心中的瘾。大街小巷走动的人，穿的都是蓝、灰、黑，全然不顾美观，季节不分，男女无异；受到鼓舞的女学生们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辫子(俗称“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几乎和男同学是一个模样。赵曼芙总是无法适应这样的场面。那些被毁坏的漂亮衣服不停地在她眼前晃动，“两鬓如蝴蝶般隆起的发式，深色大花的旗袍，领口用粒Tiffany四十年代式样的胸针，衣服多为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经典款式，到现在也不走样。”想着再也穿不了这样的衣服，赵曼芙多少有些神伤。挨到夜深人静，关上门，她从墙上的月奉牌中悄悄取下一些旧照片。她一遍遍地看，用手触摸着照片上的母亲，仿佛自己也与她一般，穿着各式漂亮的旗袍或洋装温柔地笑。想到这，她多少有一些安慰。
等到圣诞节的时候，赵曼芙会早早地回家，插上门梢，旁若无人地给自己做圣诞大餐。布丁、奶油力士蛋糕、锔面、牛角包、蔬菜色拉、冷盆、烤肉，“一样也不能少，材料都是香港亲戚们捎回来的。”
著名作家叶孝慎便撞见过这样的场景。他有一位初中同学，出自上海高家。当时，杜月笙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叫高鑫宝。高鑫宝年轻时在外国人的网球场里当过球童，后来淡出江湖，于三十年代创办了丽都LODO歌舞厅，显赫一时。蒋介石的60大寿就是在丽都歌舞厅举办的。高鑫宝娶了四房太太，第四任太太名叫俞碧霞，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儿，连宋子文也曾经拜在她的石榴裙下。高鑫宝的第三任太太曾经拖油瓶带过来一个前夫的儿子，叫高尚德。高尚德也算是洋场上的公子人物，英文流利，又写得一手好字。抗战中在大后方担任过于右任的秘书。高尚德回上海后，就娶了比他大一岁的俞碧霞。
“文革”中，原来在长安中学当英语老师的高尚德，因为众多原因，被打成牛鬼神蛇，每天扫厕所干脏活。当时上海人都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一块1毛多的咖啡糖都是奢侈品。但叶清楚地记得，俞碧霞会去通源食品商店买4毛钱一斤的咖啡渣，回去给高尚德泡咖啡喝。
有一天，叶孝慎去高家。那天，高家刚刚被查抄过。沙发被抬走了几只，剩下的一只也被破坏得残破不堪，唯一的茶几也被收走了。高尚德穿着破旧但整齐的中山装，回到家，呷两口咖啡，再两手提提裤腿，慢吞吞地朝后仰着坐到那面连外包布都没有了的弹簧沙发上去。“似乎，”叶孝慎说，“高尚德的一生，都在那种满足里了。”
事实上，大多数的老克勒都没有这样的幸运。那个时候，食品店里的罐装咖啡总是躲在角落里，蒙上厚厚一层灰，谁要是购买，营业员会警惕地审视你几眼。直到八十年代初，上海才重新出现咖啡馆。一家在金陵中路柳林路口，名字叫金陵中路食堂，简称“金中”，这家点心店常年供应生煎馒头、小馄饨、鸡鸭血汤等小吃，夏天供应糟田螺、冷面和咖喱牛肉汤等。店堂最里面的两张八仙桌是为常客准备的。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一些老克勒和老阿姨入场，每人要一杯咖啡。一杯清咖一角一分，盛在平时家里喝开水的玻璃杯里。他们用一把铝质的小勺子轻轻搅动着，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天。他们的表情是无聊的，慵懒的，偶尔闪过一丝神秘的表情。
正在离去的老克勒
70年代末，上海浦江饭店舞厅重新开放的那一晚，朱廷嘉们为之欢呼雀跃了好长一段时间。“5元一场，我们快跳疯了。”百乐门重新开业的时候，就数他们最兴奋，抱头大哭，指着舞厅的某个角落，说：和当年一样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这里滑过一跤。
赵曼芙又找回了相熟的裁缝师傅。那人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出身的，后来在上海时装公司工厂间做大路货，赵曼芙叫他周裁缝。需要时扔一张明信片给他：明天晚上来我家白相。他就心领神会了。赵说，女人和她们的相熟的理发师、裁缝师的关系，坚贞不移，是一种一辈子的追随。
1980年，和平饭店恢复成立老年爵士乐队。久违的吉米·金和他的伙伴登台演出的那一天，老克勒们蜂拥而至。音乐响起，老上海的丰韵在这里铺展开来。朱廷嘉坐在底下，泪流满面。他的一个舅舅，另一个老克勒，便是乐队成员之一。
1984年10月24日，蒋叔回到了老洋房。他的父亲从香港寄来了房屋委托书。徐元章也如愿以偿地搬回了宝庆路3号。
1989年，台湾人盛扬忠，第一次到上海。这位57岁的设计师是百乐门迷，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寻找百乐门舞厅。一开始还误以为南京西路百乐门大酒店是在原百乐门遗址重建，十分惋惜。后来总算看到外观完好的老百乐门，还有些失望：似乎没长辈描述的那么富丽堂皇。
台湾人对旧上海的怀旧情绪直接影响到1990年代的上海。从那时起，上海掀起了第一股文化浪潮——怀旧思潮的复兴。
当新上海越来越有能力去复制好几十年前的老上海时，老克勒逐渐显山露水，并从文化上得到了确认，“老克勒”这个称呼也正是在那时被创造了出来。
这份肆无忌惮漫延着的怀旧氛围，催生了老克勒回忆中一个又一个的场景——昏黄的灯光，浓重的阴影，黑暗中闪烁的眼神，老式的座钟，飘逸的旗袍，也将老克勒固有的形象特征放大开来——熨得笔挺的条纹西服和腿管很细的裤子、领子洁白的衬衫、纤毫不染的锃亮的尖头皮鞋，一把永不离手的阳伞(它的柄部拥有一个弯头，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说一点洋泾浜的英语(考究的老克勒还讲究发音是典雅的牛津腔还是下三滥的美国水手腔，并为此分出不同等级的圈子)，姿态优雅，举止讲究。他们戒不了吃西餐、喝红茶、打英文信件的习惯，他们仍然听二三十代的爵士音乐，戴他们从年轻时就喜爱的劳力式、欧米茄，跳那个年代的国标。这些习惯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将此等同于高贵、上流。他们不能忍受时下流行的音乐、舞蹈以及其它，甚至同样是国标，他们也严格区分开来。
“以前跳舞和现在完全是两样的。”朱廷嘉说。在他眼中，交际舞看上去更像是一场绅士之间的比拼，而舞场就应该像徐元章周末举办的home party一样，弥漫着一股儒雅迷人的气息。
与外界、当下的这种格格不入，让老克勒更像一个孤岛，杵在大上海。他们在华山路上的红宝石、国泰电影院、德大西餐社、华侨大厦流连忘返，这些都是今日新生代们忽视的角落。
在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看来，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的童年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他们对打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对生活情趣的执着追求，是一种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国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对金钱的渴望。它只是一种对西方(主要是英国近代绅士的)品位、格调、情趣和体面生活方式的极度膜拜而已。他们是自己的生活教义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学的牢笼里，并且为之奉献出了全部生命。
唯一能够打败老克勒的是岁月和潦倒。
再过两个月，徐元章就要搬离宝庆路3号，这个他服役了五十年的老宅子。这里弥漫着外人不能渗透的谜。院子里的梧桐树开始落叶，阳光斜照着书房里徐元章孤单的身影。一门之隔，老唱机依然缓缓流淌着往日旋律，前来消遣的老克勒们还在寻找自己的昔日岁月。
五十年的坚守最终还是崩溃。当年的老克勒如今已经死去或者严重地老去。新生的小资和中产虽然掌握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却尚未掌握老克勒的信念。他们在老克勒的外围打转，为殖民地的历史陈迹而激动不已，指望在未来成为接棒人。
事实上，这些人谁也成不了老克勒。“因为经历的不可复制性，所以这群老克勒没有继承人，当他们最终相继离开后，一个带有鲜明的上海特殊历史烙印的群体将彻底消失。”朱大可说。
再过两个月，徐元章就要搬离宝庆路3号，这个他服役了五十年的老宅子。这里弥漫着外人不能渗透的谜。院子里的梧桐树开始落叶，阳光斜照着书房里徐元章孤单的身影。一门之隔，老唱机依然缓缓流淌着往日旋律，前来消遣的老克勒们还在寻找自己的昔日岁月。

北京物語

早上醒來的時候，还未睜眼就已经意識到，空氣不一樣了，乾澀清透的感覺，有絲絲涼意。一個夜晚連白天的奔波辛苦，全都化解在軟軟的床上，我是來到了首都，哈，北京，每一次來都覺得不太一樣。


以前對北京的印象就是“雪晴满路是泥塘。车畔呼儿走不忙。三尺动摇风欲折，葫芦一串蘸冰糖。”還有就是長長的長安街，綠蔭寬路，一望無際的車馬接龍。十幾年前來北京，和爸媽同住四合院，在八達嶺騎馬，看天安門降旗儀式，喝胡同口美味的酸奶，那味道十幾年如一日地令人想念。而每當夜幕降臨，四合院會點起大紅燈籠，把人照得靜謐安詳，難怪那張照片出來，QY會說想起“慕然回首”那一句詩詞。嗯，說得我都臉紅了，呵。


王府井。當年的王府井，擁擠，人聲鼎沸。那時的麦麦門口就已經長隊不衰。我在王府井的大道旁啃糖葫蘆，站在那裡邊啃邊傻笑。北京的兒歌不是也有“正月初一逛廠甸，糖葫蘆，好大串”的句子麼？那天去的王府井，似乎我還能聽到當年小販的吆喝聲，只是，似乎也是幻聽，呵呵。人還是多，比南京路上的人還多。總是能看到披星戴月的遊客們，看完升降旗就順路過來走一走，聞一聞百年老店的味道。我不喜歡人多，又習慣性地適應人多，仿佛人一少就缺失了安全感。王府井的人，衣著造型從上世紀一直到火星時代，形形色色，看著心裡就莫名溫暖。


兩年前和姐姐來北京看姐夫。夜晚航班，到的時候是凌晨一點半。我坐在飛馳的首汽的士上，把手伸出窗外，風很凜冽。那時刻路面還是有很多車，不知道為何北京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車，在公交後座往窗外前望，一望無際的車隊，那印象非常深刻。於是這次到了北京，發現限行制度還是很贊，害我想再感受那一望無際的車隊都不得，呵。姐姐和姐夫令我感動，每每我看到他們就會想起《雙城記》，想起萬一哪一天我也置身似境，我能不能夠堅強地，坐夜班飛機飛去看他。事情有時候就是那么神奇，天天在一起的兩個人，也許心不一定相連，那樣的話，我也寧可不要婚姻。


可是路還是會堵的。不知道在哪裡哪一天。這時的車和城建一樣，想開動也不一定容易。回頭聽北京的司機大叔嘮嗑，說北京想做什麽都要層層審批，縮手束腳。我覺得也不一定，如果胡同的推倒過程也是那么麻煩的事，就會有更多的墻根大磚頭留下來了吧。


798。遇见L。L用他那半吊子的北方话说着话，我乐不可支。我太多的朋友拍了798的展览，可是我只想拍那裡的遊人。798是個小社會，大工廠，大熔爐，還是一個宣泄情感的地方。看到北漂的人在那裡賣藝，開獨立小店，或者只是蹲在路邊一隻接一隻抽烟；收拾垃圾的大爺，拿著798著名手袋店的環保袋，被我拍進鏡頭后驚訝地望著我，於是我落荒而逃。還有很多的外國人，嬰兒車，很多的狗，很多的文藝青年，以及，很多很多的單反鏡頭。我和L還有D在798喝酸奶。那種讓我想念了十年的味道，激動萬分。


後海。南鑼鼓巷。古墻根。胡同。這是我喜歡上北京的理由。兩年前只是開車掠過，印象中就只剩下了不停打折的商場和鹽放了太多的炒菜。我想對D說真的真的很謝謝你，陪我逛了這么長的胡同。去的時候是傍晚，難以想象的夕陽西下，衰草墻根，紅綠房瓦，琉璃的折射，酒吧霓虹，難以想象的美麗。我以前不喜歡北京的，不喜歡這個城市的大，空，乾燥，灰塵。但是這一次就突然喜歡上了不一樣的北京。坐在胡同口吃雙皮奶，耳邊是饒有情趣的北京口音，好想裝一罐這裡的氣息回去。怪不得他們說，北京人離開了胡同，就會像珊瑚離開了海洋。我想，石庫門也是的，但是北京胡同的大，空，也倒是另一種味道。


于是对北京，就是有一种爱恨纠结的情绪。喜欢这个城市的早餐，油条，蛋饼，喜欢这个城市的公园，柳树和池子。也不习惯这里的气候，调料。在北京的一个姐姐和我說，她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芝麻醬，姥姥剛蒸好的饅頭，切成兩片，抹上一層芝麻醬，再撒上一层白糖，對她來說，那就是佳肴。我也有這樣的回憶，只是姥姥不在，人事境遷，總不能釋懷。


人大，清華園，北大。發現還是喜歡我的小SHUFE。水立方的音乐会，很美。果然西湖的音乐喷泉是不能媲美的。和小美女S看畫皮，S出落成了一個很勇敢很獨立的女生，不再有那時的青澀與不懂事。


這段遊歷很美很天真。


那么近，又那么遠，在夜晚的鐵軌上我一直在想，我們的距離實在很遠，要兩個小時的飛機，一個晚上的火車，一個白天的汽車。我才可以走近你這北方的明珠。可是，又很近，只要兩個小時的飛機，一個晚上的火車，一個白天的汽車，就可以在胡同口聽戲曲，鳥鳴，吆喝聲。總要有些風，有些雨，有些癡夢在心裡。於是有時瘋狂，有時沉默，於是才能有對比，才能有惦念的吧。


這一個長假，在北京度過最好的時光。

D拍的，我很喜欢